追尋果洛和平解放的那些往事

五星紅旗飄揚在果洛和平解放紀念碑前。青海日報記者 李興發 攝

1952年，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副團長的馬萬裡同志（右），向當地康賽頭人贈送禮物。 青海日報記者 李興發 翻拍

1955年，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成員合影。 青海日報記者 李興發 翻拍

　　來到果洛藏族自治州達日縣的果洛和平解放紀念碑紅色教育基地時，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廣袤的草原上高高飄揚，聳立在眼前的果洛和平解放紀念碑靜默庄嚴，正面刻有漢藏兩種文字的“果洛和平解放紀念碑”字樣。紀念碑高8.4米，碑上象征果洛緊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攜手共建社會主義新果洛的三隻和平鴿，寧靜、平和，似乎向我們訴說著那段紅歌嘹亮、激情燃燒的革命歲月。

　　1952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果洛工作委員會、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共200余名軍政人員從西寧出發，前往果洛，經過一個月的艱苦行軍，於8月4日到達達日縣查郎寺，並於8月24日，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結合果洛的特殊情況，在查郎寺召開了由三果洛地區各部落頭人、宗教上層人士、各界代表共271人參加的聯誼會，宣告果洛地區和平解放，果洛草原上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在眾人期盼的目光中冉冉升起。

　　為了紀念果洛和平解放，銘記現實幸福生活之源，堅守未來興旺之本，果洛人民於2008年修建了此碑。69載風風雨雨，69載春夏秋冬，黨的紅色印記在高原越發鮮艷。如今的果洛州達日縣，迎來富足與豐盈，煥發無限光彩。

　　再現紅色歷史

　　歷史上，果洛一直實行政教合一的部落制度，所有權力都掌握在頭人和牧主手中，直到解放前夕還處在封建割據狀態，並保留著某些奴隸制的殘余。

　　新中國成立后，西北、西南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相繼解放，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給果洛各階層以極大的震動。

　　1951年12月間，黨中央、政務院電召西北局、西南局和青海、四川兩省的有關同志進京，會商解放果洛及其隸屬等問題。中央決定：(一)果洛隸屬青海省﹔(二)由西北局組建果洛工委和果洛工作團﹔(三)對果洛實行特殊政策。

　　1952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正式建立了中央果洛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扎喜旺徐任工作團團長，馬萬裡任工作團副團長。

　　解放果洛，是歷史的使命，也是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工作團的干部隊伍是在西寧組成的。西北局和青海省委都很重視，配備了數十名在三、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經過長征和抗日戰爭考驗的老干部，分別擔任工委各部門的領導工作﹔調集一大批有文化、熟悉群眾工作的中層干部﹔從當時的西北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公學和省級黨政機關選拔了七十多名通曉漢藏兩種語言的藏族、漢族干部擔任翻譯﹔從銀行、郵電、商業、畜牧、文教、衛生等部門抽調了一批業務骨干，從事社會服務工作﹔還特意從北京一些大醫院調配了一批業務精湛的醫護人員。

　　工委、工作團組成后，立即在西寧進行緊張的准備工作。主要學習黨的民族政策，學習藏族語言和風俗習慣，學習騎馬和訓練野外生活的適應能力。經過短短兩個多月時間，就完成了進軍前的各項准備工作。

　　1952年7月1日，果洛工委、果洛工作團和騎兵支隊的全體同志，攜帶著糧食、裝備等，從高原古城西寧浩浩蕩蕩出發，踏上了光榮而艱苦的征程。

　　這次進軍果洛，工委反復研究確定了主副兩條路線，主線為西寧—貴德—同德，三渡黃河，直達果洛中心地查郎寺﹔副線沿唐蕃古道西進，從花石峽向東進入格科灘(即現在瑪沁縣所在地)，主要是為了探明以后向果洛運送物資的路線。副線隻派了一個精干的小分隊。工委全體人員隨大隊人馬走主線。

　　隊伍經過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以后，便進入了茫茫草原。腳下無路，過河無橋，高原缺氧，步履維艱。特別是三渡黃河，困難重重。8月4日，經過一個月的艱苦行軍，工作團終於到達果洛腹地——達日縣查郎寺周邊，並受到當地頭人和牧民群眾的隆重歡迎，歡迎隊伍長達數裡。

　　果洛和平解放

　　進駐果洛之后，果洛工作團的首要任務是了解民情，宣傳政策，爭取民心。

　　當時果洛的部落之間歷史積怨甚多，內部糾紛積案如山，人民群眾仍處在水深火熱中……針對上述情況，工委決定，立即召開全區民族聯誼會，宣傳黨的政策，聯絡友情，調解糾紛，消除隔閡，為促進團結，安定社會秩序創造條件。

　　果洛首屆民族聯誼會於1952年8月24日在查郎寺召開，出席會議的民族宗教代表人物約270余人。扎喜旺徐作了“恢復發展生產”的報告，馬萬裡作了“關於加強民族團結”的報告，著重闡明了黨的民族平等、團結、宗教信仰自由和保護現有經濟制度與生活方式的政策。號召果洛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為恢復和發展生產、逐步改善生活，走上幸福的道路而奮斗。

　　聯誼會的成功舉辦，是一個良好開端，工委趁熱打鐵，緊接著舉行了盛況空前的群眾性團結大會。到會各階層代表313人。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具體調解各部落之間的糾紛。

　　兩次會議期間，扎喜旺徐和馬萬裡等人一舉調解平息了38起較大的械斗糾紛。形成了“團結光榮，糾紛恥辱”的氣氛，充分顯示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威力。

　　次年春季，達日縣發生了牛瘟，群眾恐慌萬狀，他們說：“牛瘟像一股黑風，會把牛群一掃而光。”要求工作團趕快救治。工委立即組織了二十多名藏漢干部和僅有的三名獸醫，奔赴疫區，採取分群隔離、牛糞消毒、八方封鎖等措施，並急電省委、西北局和黨中央請求派飛機投藥。短短兩個月，牛瘟被徹底消滅。

　　為了使果洛各階層人士了解祖國的偉大和解放后的變化，開闊眼界，工作團於1952年12月間，組織了“果洛藏族參觀團”。邀請了57位群眾代表，其中有部落頭人、有牧民，由扎喜旺徐帶隊，前往祖國各地參觀，在華北、華東、西北，看到了祖國的大好山河，參觀了工廠礦區，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為了進一步在果洛開展工作，向牧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1953年5月，工委組織了4個工作分團，分赴各部落開展工作。各分團走訪了全果洛210多個大小部落。每到一處，團員們訪貧問苦，開展醫療貿易，實施救濟，扶持牧民群眾發展生產，廣泛宣傳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

　　隨各分團下去的文工隊、民族貿易隊、衛生醫療隊，熱情地為群眾和廣大貧苦牧民服務，做了許多艱苦卻有意義的工作。文工隊通過圖片展覽、演出節目、放映電影、發行圖書等活動，向果洛藏族人民生動形象地介紹了偉大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民族貿易隊正確執行黨的民族貿易政策，公平交易，大大方便了當地群眾，深受群眾的稱贊。醫療隊深入帳房，救死扶傷，送醫送藥上門，防病治病，免費診病送藥，群眾非常歡迎。

　　當時，草原上到處都能聽到牧民們發自內心的稱贊：“草原上飛來了金鳳凰，共產黨給我們派來了世上最好的‘曼巴’（醫生），救了我們的命，治了我們的病，這樣的大恩大德，比天高，似海深，我們世世代代忘不了！”

　　紅色精神薪火相傳

　　馬萬裡曾在文章中這樣回憶：“果洛地區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冬天氣溫常在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當時生活條件極為艱苦。一年四季沒有新鮮蔬菜，主要吃牛羊肉和干菜。口糧和馬料要自己到三十多公裡之外的儲糧點去背，燒的全由自己上山打柴、揀牛糞。在背糧途中和打柴時有的同志昏倒在路旁，有的凍破了手指和耳朵。由於缺乏氧氣和營養，許多同志的手指甲塌陷，女同志月經不調，懷孕后常常流產。第一年冬天，全團人員住的都是單布帳篷，早晨起床時，被子上一層冰，臉上一層霜。第二年我們發動全體人員打草皮，挖地坑，蓋草皮房。當時我這個工委書記住的草皮房子算是好的，雨天也是外面大下、裡面小下，晚上睡覺要在被子上蓋一塊油布遮雨，其他同志的住房條件可想而知。還有些同志下帳遇到大雪，迷失了方向，得了雪盲症，凍掉了手指和腳趾……”

　　1952年10月，中國共產黨果洛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果洛工作團從查朗寺附近遷至縣城東面的吉邁河畔。工作團經過一年多繁忙而緊張的准備工作，並且經與各方愛國人士充分醞釀協商，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有關規定，於1953年底召開了果洛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1954年1月1日，正式宣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區政府成立。

　　1954年初，大雪封鎖了整個果洛草原，交通中斷，人糧馬料危急，但大家泰然自若，堅守崗位。青海省委救援派飛機空投了大量糧食和物資，及時解除了危困。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全團上下，同心同德，同甘共苦，情緒樂觀。很多藏、漢族男女青年在草原上成了家，落了戶，成了開發建設果洛的骨干力量。他們為民族團結、草原繁榮貢獻了青春，有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55年7月2日至8日，召開了果洛藏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規定，果洛藏族自治區改為“果洛藏族自治州”。與會代表一致推選扎喜旺徐為自治州州長。

　　1955年，在原來工作分團的基礎上，達日、甘德、久治、班瑪等縣一級政權先后建立，下屬區一級政權也先后經過民主協商逐步建立起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結束了千百年來部落封建割據制度的果洛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果洛藏族人民得以行使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從1955年到1957年，全州社會秩序日趨安定，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市場物資供應充足，畜牧業生產得到了很大的恢復和發展。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如今，距離縣城東12公裡處的吉邁河畔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隻有幾處殘破的土牆還保留著過去的影子，但矗立在此處的果洛建政紀念碑始終見証著先輩們的初心與使命。5.41米高的主雕塑是一名解放軍和一位牧民並肩攜手，共同高舉一面五星紅旗，目光堅定看向遠方……它和果洛和平解放紀念碑已經成為達日縣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這裡，多少人眼含熱淚、了解了那段艱苦卓絕的歷史﹔多少人高舉右臂，重溫入黨誓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