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文化的流變及其特征

　　河湟，亦作“河隍”，得名與流經當地的黃河與湟水息息相關，亦指河湟兩水之間的區域。據考証，河湟地區主要指“三河間地區”，主要包括大通河、黃河上游以及湟水流域。從地理位置上看，主要包括祁連山南面、日月山東面以及目前海東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以及西寧四區三縣等區域。河湟地區被費孝通稱為：“中原同青藏高原的流通孔道”，它是連接中原與少數民族地區的紐帶，是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接壤的地方，並且也是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結合部。據史料記載，該地古為羌戎之地，多民族繁衍生息於此。各民族在歷史的演化中，在河湟地區風起雲涌，呈現出雄壯威武的畫面。尋史溯源，可窺見一斑。

　　據《后漢書·西羌傳》載：春秋時期前，湟水流域“少五谷，多禽獸”。周考王五年（公元前436年），羌人自秦國退至河湟，帶來農耕畜牧經驗，河湟地區從此開始發展。在秦始皇統一六國期間，分天下為36郡，河湟地區屬於隴西管轄。到了西漢武帝時期，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大規模擊打匈奴和諸羌，使得河湟地區成為重要的軍事重地。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通過各種措施對河湟地區進行管轄，如“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通過移民拓邊、置亭筑城等措施，使得漢人勢力持續深入到河湟地區。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基於平羌勝利，遂大力倡導趙充國有關移民屯田的政治策略，將西部漢人大規模移民到河湟地區，大力屯田戍邊，並將中原關於種植谷物的技術傳入河湟地區，逐步將河湟地區納入到西漢王朝的郡縣體系中。從此以后，河湟地區社會、經濟、政治的主導者都是漢族。在公元3-6世紀期間,隨著各方勢力逐鹿中原地區，使得河湟地區的漢人大量減少，不斷向東收縮，為其他少數民族大量涌入河湟地區創造了歷史條件。吐谷渾、南涼、前涼、后涼、西涼、北涼、西秦等割據勢力在紛繁復雜的交往中逐漸走向融合。隋朝將全國統一后，在河湟地區設立鄯、廊兩州。進入唐朝以后，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展河湟地區，將其作為駐節之地，主要為隴右節度使所用，使得河湟地區的漢人不斷增加。然而，在安史之亂后，由於唐的邊防空虛，致使吐蕃勢力趁虛而入至河湟地區。至宋代,河湟吐蕃建立了唃厮啰政權(公元1032年-1104年)。它是宋朝的一個附屬政權地，兩者始終保持著友好相處的局面，共同營造和平、繁榮的環境。直到明朝，政府對河湟地區更為重視，更多的漢人移民到河湟地區，這一時期的移民達到歷史頂峰。據相關史料記載，在這一時期移民到河湟地區的漢人有25萬人左右，使得漢人主導河湟地區，漢文化成為河湟地區的主導文化。譬如樂都縣瞿曇寺，始於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又經永樂、洪熙、宣德各朝擴建，遂成了今天人們看到的瞿曇寺。它雖為藏傳佛教寺院，卻是典型的漢式建筑。尤其是到清代時期，青海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儒道民俗文化已在河湟地區形成“三足鼎立”的文化局面。清代初年湟水流域已是“漠漠皆良田”“溪外一片沙鷗白，麥中幾片菜花黃”“何妨湟水作桐鄉”的景象。

　　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在歷史發展的不斷演進過程中，河湟地區的先民於其間牧耕、生息，漢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土族、撒拉族等多種文化不斷碰撞與交流，描繪出一幅燦爛壯闊、多元一體的河湟文化圖景。可以說，河湟文化有著豐富的歷史積澱，蘊含著多彩的文化內涵，是黃河源頭人類文明化的一個裡程碑式的標志，是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兩個文化走廊交融激蕩的瑰寶，是多民族文化和諧並存的一個必然結果，與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一起，構成黃河文明的重要分支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毋庸置疑，河湟地區是多元文化繁榮共生發展的一片福地，其承載了悠久的多民族共同繁衍生息的文化歷史，以及不同生產方式長期並存的文明景象。以良好和諧的生產方式帶來的物質文明為基礎，河湟文化正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寶貴的精神財富，其堪為獨具一格的文化類型。例如，以土族、撒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文化為代表的多元民族文化﹔以馬場垣遺址、柳灣原始公共墓地、喇家史前災難遺址等文化名跡為代表的河湟地區古遺址文化﹔以撒拉族婚禮、土族婚禮、土族“邦邦會”、循化藏族螭鼓舞、河湟“花兒”、樂都“九曲黃河燈”為代表的寶貴非物質文化﹔以雕刻、民族刺繡、黃河奇石、剪紙、服飾等為代表的河湟藝術文化﹔以文都寺、班禪故居、夏瓊寺、瞿曇寺、佑寧寺、街子清真大寺等為代表的色彩濃郁的宗教文化﹔以六月歌會、賽馬會、納頓節、花兒會為代表的民間民俗節日文化等。

　　河湟文化歷史悠久，蘊含著豐富的精神內涵，民族底蘊極為深厚，作為中華文化大觀園中的奇葩，呈現出以下六個鮮明特征：

　　一是根源性。黃河地區一直被視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中華歷史文化河流的源頭。縱觀河湟文化在黃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地位，乃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河湟地區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交匯地帶，是人們踏入青藏高原的必經道路之一。人類何時踏入青藏高原並適應其高原環境，是青藏高原科學界和古人類學術界一直在研究的重點課題。最新的考古成果把青藏高原人類史提前至距今16萬年,而河湟地區是人們探察黃河源流以及不斷遷徙往返極為頻繁的地區，李白有“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慨嘆。此外，河湟地區作為早期黃河流域人類活動的主要區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較為發達的原始文明。以柳灣出土文物為例，已被列入上世紀我國100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當地發掘的馬廠類型、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辛店文化、齊家文化等1730余座墓葬，跨越了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出土文物37925余件。其中出土的彩陶器文物有近兩萬件之多，其數量之廣、制作技術之先進，堪稱遠古文化之翹首。被譽為中國的“彩陶王國”和“彩陶故鄉”。在《中國史前文化的傳播與融合》一書中，裴文中先生指出了“彩陶發達的中心無疑是在黃河流域，西起青海，東迄河南，青海史前文化與中原文化有一脈相通之處，其為中國文化的孕育地，當無疑問也。”因而我們可以說，河湟文化鑄就了黃河流域文明的文化內核之一，推進了黃河流域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進程。

　　二是地域性。河湟谷地位於青海省的東部，相對於青海省整體的海拔高、多山地、降水少、植物覆蓋率低、氣候干燥、多風缺氧的地理氣候特點來說，這裡的平均海拔在1500米-2000米之間。河谷之間的地域與氣候條件的宜居性表現在，其具有便於灌溉的水系、適宜耕牧生息的肥沃土壤，這為遠古先民們提供了生存的良好先決條件。漢族、蒙古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各個不同民族在各自的文化生存發展中，發揮著獨具各自特色的生存智慧，在長期的歷史演變與生存實踐中，漸漸融合成了以東部的河湟地區為地域中心，以其所衍生的生存生活狀態為精神內涵的河湟文化。與此同時，河湟地區山河交錯，形成高山、峽谷、盆地共同構成的高原河谷地貌特征。從地域文化角度看，多民族風俗習慣、民間工藝、建筑藝術、戲曲文藝、繪畫雕塑、傳統節慶、服飾飲食在此地共存、交流、融匯，形成特質鮮明的河湟文化景觀，具有鮮明地域特征的建筑文化和飲食文化構成了河湟地區獨具特色的高原河谷文化。地域性是河湟文化非常鮮明的特征之一。

　　三是多元性。河湟地區文化豐富多彩，以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交流於此，形成了文化內涵的多元性。從古至今，湟水流域就是文化的交匯中心，河湟文化是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結合而成的文化瑰寶。農耕文化以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及先進的文化程度,對其他民族文化影響深遠。青海歷史上的吐谷渾人以畜牧業為主，兼及農業﹔青海東部的幾個世居民族深受農耕文化的影響，也由原本的畜牧業轉變到農業。共同生活在這一地區的漢族、蒙古族、回族、東鄉族、藏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等，都有自己獨有的民族文化。民族的多元必將造成文化的多元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使文化發展更其多元且保持著獨具特色的魅力。這些民族從語言到宗教信仰，從衣食住行到婚喪嫁娶，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著自己的習俗和內涵，保持著特色，形成了風格獨特、內涵豐富的悠久文化。

　　四是包容性。河湟地區聚集了多種文化，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等。河湟文化是不同民族在吸收各自先輩文化的基礎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比如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卡約文化和喇家遺址歷史文化遺存，都見証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包容進步的歷史。再如土族文化就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對原有的牧業文化進行重構，並以藏漢兩族文化為主汲取若干外來文化而形成的一種農業文化。和土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撒拉族和東鄉族文化，也是多種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此外，河湟文化的包容性還體現在對外來文化的強大改造融合能力。河湟地區不僅是我國多民族聚集地區，同時也是多種文化傳播的交匯地帶和焦點地區之一。這裡是聯系祖國內地和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的核心地帶，作為各種文化的中轉站、過渡帶，也成為中西方民族文化交融的“熔爐”。

　　五是創新性。文化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社會歷史的不斷發展會促使文化的形式及內涵不斷更新變化，表現出它的創新性。從古至今，河湟人民都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在昆侖神話中，絢麗多彩的彩陶藝術、壁畫藝術、岩畫藝術、彩繪藝術凸顯了河湟人民的活力與創造力。改革開放40多年來，河湟文化與時俱進、蓬勃發展。主要表現在：載體形式上，新興的城市文化、社區文化、機關文化、企業文化、校園文化、鄉村文化、網絡文化、廣播文化、軍營文化等日新月異﹔表現內容上，歌詠、曲藝、圖書、繪畫、影視、動漫、舞蹈、戲劇等豐富多彩﹔產業發展上，河湟文化這個“無煙工業”的不斷發展，不僅滿足著河湟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也對河湟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六是傳承性。河湟文化在不斷發展過程中，秉承傳統，創新發展，不斷豐富內涵，拓展外延。幾千年來，青海各族人民形成了吃苦、耐勞、勤奮、堅韌的寶貴精神，特別是在我省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孕育並弘揚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勇於創新、團結奮進、科學務實”的柴達木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於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創業、求實、奉獻”的“湟源牧校精神”，“挑戰極限、勇創一流”的青藏鐵路精神，“五個特別”的青藏高原精神，自信開放創新的青海意識和“人一之，我十之”的實干精神，“大愛同心、堅韌不拔、挑戰極限、感恩奮進”的玉樹抗震救災精神，“登高望遠、自信開放、團結奉獻、不懈奮斗”的新青海精神，等等。這些崇高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青海的生動體現，其源於浩浩五千年中華文明，源於河湟文化鮮明的人文符號和高貴品格，源於世世代代青海人與自然抗爭、順時勢前進的偉大實踐。時代傳衍，歷久彌新，這些彌足珍貴的崇高精神將始終激勵著青海各族人民勵精圖治、開拓創新，彰顯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總之，河湟文化兼有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是黃河源頭文明化的重要標志，是黃河文化的內核和縮影。

　　（作者為中共青海省委黨校一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