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民和他身后的“那片海”

刘兆民曾经在221厂工作时的照片。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翻拍

年迈的刘兆民喜欢时常拿出以前的一些证件、照片，回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摄

桌上这厚厚一沓的光荣册，是刘兆民颇为珍贵的收藏，也是他那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摄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二分厂。 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摄

在221厂工作时的照片。 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摄

221厂撤厂后，刘兆民和同事在工作过的地方拍照留念。 青海日报记者 黄灵燕 翻拍

　　回想起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条公益广告，86岁的刘兆民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沙俊明坐在一旁，看着老伴儿渐渐湿润的眼眶，心里明白，“他这是想起以前了。”

　　“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61年了……”电视上早已在播放其他的内容，可“两弹一星”四个字却把刘兆民的心一下子带回了那个遥远的地方。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回忆袭来，金银滩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

　　一

　　故事应该从刘兆民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开始讲起。

　　那是1963年初，刘兆民从北京出发。临行前，他只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前方”。可这前方到底是哪里，他却一无所知。

　　一路向西，再向西，眼看火车离家乡越来越远，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刘兆民的思绪沿着铁轨滑向远方。

　　1935年，刘兆民出生于辽宁沈阳。1955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后，分配到了一个“比较吃香的军工专业”——弹药装药及其加工。经过三年的理论基础学习和两年科研工作，1960年，刘兆民顺利毕业，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下的研究所工作。

　　在北京花园路，这个坐落在农田村舍之间的研究所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里却是当时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的地方，汇聚了全国顶尖的科技人才。

　　“领导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核材料用在武器上。这不就是原子弹嘛？想到这点，心里还挺高兴，这是参与国家建设啊。”报到后，根据所学专业，刘兆民被分去试验部21组。

　　此时的21组由陈能宽牵头研制雷管。由于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相关技术、设备、模型、图纸，来支援的苏联专家也被撤回国。苏联专家撤走前，没有留下图纸和模型，只给了一张原材料清单。按照这张单子，刘兆民他们的研究始终没有突破。

　　“因为有几样材料的用途一直无法参透。为了解其中一种材料在产品中发挥的作用，花费了半年时间研究仍未取得结果。”

　　转机发生在1961年。经过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夜以继日反复实验，刘兆民和同事们基本甩开了苏联的清单，根据技术要求自主设计。

　　“我们选择了间歇式电火花雷管，这是种高压雷管，两边是电极。几乎是把所有关于雷管的资料都翻遍了，最终确定了雷管壳的薄厚和需要的材料。”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需要进行大型试验。此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的二二一基地也具备了科研、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随后，张爱萍在北京召开会议，动员大家到前方去。

　　怀着一腔热血，刘兆民来了。

　　二

　　1963年夏天，看到设计的产品基本达到专家提出的雷管爆炸的同步要求，作为结构组组长，刘兆民前往西安向朱光亚和王淦昌汇报工作进展。

　　“汇报时，我激动地说现在他们理论部专家提出的技术要求我们基本达到了，我的产品可以定性了！可是王淦昌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个看法，他说先不能定，你这还没装起来呢。只有实验成功了，才能说雷管定性了。”

　　1964年6月，在基地的爆轰试验场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爆轰试验。这次试验，除核原料不是核活性材料外，其他都是实物，用来检测除了核材料外的部分运行是否正常。正是这次成功，为4个月之后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打下了基础。

　　“10、9、8……3，2，1，起爆！”

　　1964年10月16日清晨，随着刘兆民和同事们研制的雷管被插接在原子弹上，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安全撤离。下午3时，强光闪亮，天地轰鸣，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直上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晚，中国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我是在看到报纸之后，才最终确认了自己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原子弹研制。”得知这个消息时，刘兆民和几个同事正在西安出差。为了保密，四五个人心里暗自高兴，可当着协作单位面儿，未曾表露分毫。爆炸一个月后，在211厂放映的内部纪录片中，刘兆民终于看到了那朵震动世界的蘑菇云。

　　“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王淦昌的意思，只有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们研制的雷管才算是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刘兆民回到了二分厂。作为整个厂区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分厂之一，这里主要负责高能炸药研制、浇铸和炸药部件的生产、试验和总体装配。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引发原子弹内爆的几百公斤高能炸药, 居然是用锅熬煮出来的。”刘兆民还记得，当年的实验设备简陋得超乎想象。除了炸药是在锅里熬的，要制造出筒状、球状、半球状的炸药部件，靠的也是黄板纸做成的模具。就连炸药切割，也是在人体静电接地的情况下，用铜锯手工完成的，随时有爆炸危险。

　　三

　　“当年，所里开完动员大会，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头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保卫科给每个人发了两个油饼。”虽然心中满是对工作的热情，可直到双脚真正站在金银滩草原上，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才意识到，这个地方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科研环境，都与北京有着天壤之别。

　　“气候恶劣。刚到基地，在帐篷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刮风嗖嗖响。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干打垒’，常常是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晚上躺在床上，戴着棉帽、裹着棉衣的刘兆民饿得睡不着觉。

　　刘兆民记得清楚，那时粮食控制很严。到了青海后，每月定量12公斤。一天三顿饭，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基本上是馒头和苞米面糊糊。那会儿都是二十几岁小伙子，根本吃不饱。

　　即便饿着肚子，刘兆民那颗追求进步的心也从未动摇。

　　1960年，刘兆民第一次提出入党，实验成功后，他回到了二分厂继续从事炸药零部件的生产。上世纪70年代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

　　“虽然我从事的工作很普通，但研制出的雷管还是很先进的。”曾有很多年，刘兆民从不跟人谈自己的工作，就连父母也始终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1966年，刘兆民的妻子沙俊明带着两个孩子从老家来到青海。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这边海拔太高了，刚来时很不适应。关于他的工作，我也不问，他也不说。”1968年，沙俊明到西宁市棉织二厂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也从未听她跟丈夫抱怨过什么。期间回老家探亲时，遇到家里人说起金银滩的艰苦，这个性格爽朗的东北女人总是笑呵呵地回答：“都是为了工作嘛！”

　　1993年，刘兆民正式退休。由于孩子都在西宁工作，刘兆民没有选择回到原籍，而是和家人一起留了下来，跟其他“211人”一起住进了西宁市城东区德令哈路193号221小区。如今，20多年过去了，老两口的家还是老样子。

　　简单的布置、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但整洁而充满生气。优秀共产党员光荣册、毕业证、工作证……在卧室的衣柜里，放着一个文件袋。里面保留着的都是刘兆民一生珍藏的宝贝。看着为数不多的老照片，老人也会感慨，“现在想来，我这一辈子，算是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辜负党对自己的教育、培养。”

　　四

　　前些年，老伴儿在家看二人转的时候，刘兆民坚持下楼锻炼。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下楼活动，但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件件一桩桩都是刘兆民关心的话题。

　　“就像邓小平同志说得那样，如果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在刘兆民看来，“两弹一星”精神中最关键的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不管是生活条件也好，气候条件也好，工作条件也好，都可以克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着这颗爱国的心，在条件艰苦的金银滩，刘兆民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紧联系起来。

　　“如果要说贡献，我觉得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是221厂集体，我们每个人只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老人顿了顿，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比喻。

　　“就像是一滴水和一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