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規劃讓城市更美好（開卷知新）

　　我們在創造空間，空間也在改變我們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期間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為人民”“努力創造宜業、宜居、宜樂、宜游的良好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為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城市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休戚與共的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末，中國城市已達672個，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預計205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80%左右。伴隨城鎮化進程，城市空間的概念和實踐也逐漸進入人們視野。

　　究竟什麼是城市空間？對此一度存在兩種片面認知：一種認為隻要營造一個好的物質空間環境，就能產生社會活動，就能帶來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完美的建筑+遺憾的規劃+麻煩的生活，所謂“空城”就是代表性的失敗案例﹔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城市空間只是落實社會經濟發展中選址、規劃和建設需求的載體，是社會經濟過程的簡單投影，“空間猶如一張白紙，規劃師可以描繪最美的藍圖”，實際上，城市空間並不是“設計”出來的。這兩種認知誤區，都機械看待城市空間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系，直接或間接導致城市無序蔓延、城市風貌管理失效、規劃前瞻性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我在《城市空間發展論》一書中梳理提出，城市空間是空間、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結果，由多種深層結構共同作用、交織形成。這其中有環境差異，比如山腳的城市和水邊的城市在空間利用上很不一樣﹔也有文化差異，國外有人會把墓地放在自家院子裡，在中國就不行﹔還存在制度差異，埃及開羅規定，隻要房子不完全竣工就可以不交稅，因此從開羅路上經過可以看到大量未完工的房子。不同成因的城市空間，帶來各具特色、千姿百態的城市面貌。同樣，城市空間一旦形成，對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和人的生活等都有反饋影響，這就是空間的能動性。我們在創造空間，空間也在改變我們。

　　所以，城市空間並不是擴大的建筑，也不是建筑的集群，不可能完全按照設計藍圖建造。城市空間是一個有機生命體。英國學者比爾·希利爾在《空間是機器——建筑組構理論》中說得很清楚：空間、城市都是人造物，是我們一點點把它造起來的，但是造起來之后，所有零件合在一起運轉，一旦城市這個大的系統形成了，就不能隨意增添不合系統的零件，這種不合系統的零件多了，就會影響整個城市的正常運轉。

　　通過空間基因實現歷史傳承和當代發展的共贏

　　城市空間的構成要素，如軸線、濱水空間、街道、院落等，在不同地域文化區有不同結構、肌理、序列特點。這些特征性的空間組合模式，一方面是歷史選擇的結果，體現與當地自然環境和睦相處的關系，適應當地人文活動的特點﹔另一方面，對於繼續維護與保持這些關系和特點起著基礎性作用。我們可以將這些獨特的、相對穩定的空間組合模式，稱為城市的空間基因。

　　比如說空間基因中的軸線基因，同樣是軸線，中國城市軸線與西方大不一樣。北京中軸線居於城市中央、正南北向的線型序列空間與大尺度的紫禁城建筑群相結合，北收南放，層層遞進。這與西方放射型、建筑限定式、一覽無余的開放軸線大不相同。這種差異來自不同的自然環境、世界觀、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選用相應的軸線基因進行規劃設計。我率領團隊編制《雄安新區規劃技術指南》過程中，就基於華北平原的城市特點，通過強調正交體系、序列組織等華北平原的軸線基因進行空間形態的導控。

　　再如常見的城水關系基因，雄安新區所處的華北平原澱區與“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水鄉不同，它處於大小水面的共同影響之中，以澱、河、坡、台、宅等元素形成組合序列，考慮到防洪需求，常通過蓄、疏、固、墊、架等方式對地形進行改造利用。這種城水關系基因是當地人民群眾空間組織經驗的積澱，也是當地的文化標識之一。如果將“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模式盲目推廣到雄安新區，再造所謂“華北江南水城”，就可能帶來自然生態破壞、地域文化混淆和城市安全隱患。

　　軸線、城水關系等空間基因研究，為雄安新區“一方城，兩軸線，五組團”等城市形態格局規劃奠定基礎，體現城市形態的“中國臉”。雄安新區建設是國家大事、千年大計，其規劃設計既體現生態文明時代中國城市化道路與城市建設的新方向，也體現城市規劃設計在理念與方法方面的新探索——更重品質，更強調以人為本，更善用中國人自身的智慧，更自覺將中華文化傳承和當代生活結合起來。從空間基因的視角，在城市建設中應當傳承的並不是外在形式細節，而是傳遞空間與自然人文和諧發展的信息。我們的祖先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這些方法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和當地自然、文化、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以及長期積累的經驗相契合。保護與傳承空間基因的過程中，孕育發展創新的可能性。例如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就進行了建筑創新，讓古老城市顯現時代活力，正是空間基因歷史傳承和當代發展的共贏。

　　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察一個城市首先看規劃，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當前隨著中國城市發展轉型，城市空間風貌的塑造、特色的展示、環境品質與內涵的提升將逐漸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城市規劃設計將更有用武之地。

　　從標志著現代意義上城市規劃誕生的《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開始，城市規劃走過漫長的100余年發展道路。空間是城市規劃的核心對象，合理的布局、美麗而富有文化內涵的風貌，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尊重城市空間發展規律是開展城市規劃的前提，城市規劃通過配置空間資源促進城市發展，這種觀點正在學界達成共識。盲目追求人口大規模、用地大范圍、建設高標准，規劃中超前使用土地，建設中一味追求高、洋、新和豪華，以城市規模大小、新舊和視覺感知來衡量城市發展等，諸如此類的傾向和觀念正在得到扭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城市空間發展是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發展，城市規劃應使城市中各種形式的資源都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效能，形成良性循環。

　　從人類文明進程來看，城市因聚集而生。聚集能夠形成規模，優化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生產力水平，方便人財物的各種流通。但城市聚集的目標不僅是發展經濟，還為了更好地生活。所以，城市發展的核心是人，塑造高品質的生產生活場所是城市規劃的中心。這就意味著要從人的尺度出發，而不是陶醉於宏大的現代技術﹔從人的感受出發，創造富有文化意義的豐富空間﹔從歷史文脈出發，保護與發展地區文化傳統﹔從不同人群出發，認識到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年齡的不同要求。

　　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群眾的參與是一個至關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視的環節。齊康《城市環境規劃設計與方法》一書中指出：“城市文化的特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管理者、規劃者和設計者素質的綜合反映。”使用者同樣需要參與到規劃和設計中來，形塑他們理想中的城市。在我國城市空間規劃設計中，公眾參與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便利條件。傳統的空間形態和生活方式造就中國人親密交往、熱情關心生活空間的好習慣。如果我們將公眾參與深入到具體地域、社區的規劃設計中，而不是抽象地討論問題，這樣建設出來的城市才會是讓人民群眾記得住鄉愁、托得住歸屬感的城市。

　　（作者為東南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