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常思“忠、信、敢”

左连璧

2018年11月27日09:28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忠、信、敢”这三个字,过去是不少有志者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好坏的重要标尺。对当下的党员干部来讲,仍然需要常常拿起“忠、信、敢”这把标尺,量量自己为人品格和为政担当。

  西汉刘向《说苑·政理》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的董安于治理晋阳城,向蹇老请教为政之道。蹇老答道:“要忠,要信,要敢。”董安于问:“怎么做才叫忠?”蹇老说:“忠于主。”又问:“怎么做叫做信?”蹇老道:“政令要有信用。”再问:“怎么做才算敢?”蹇老答:“不当老好人。”董安于听完说道:“有这三个字足够了。”

  “忠、信、敢”三字,虽然不能涵盖为人处世的所有道理,却是为政者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后世之人,对“忠、信、敢”不断进行丰富,早已突破了其原来的含义。

  先来说说这个“忠”字。《左传》中记载:“临患不忘国,忠也。”即面对祸患不忘记自己的国家,可以算得上忠。诸葛亮《兵要》中载:“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则名扬。”意指人有忠诚的品德,就好比鱼儿有了水;相反,如果失去忠诚的品德则很危险。到了近现代,“忠”字又有了新的内涵。钱学森回国前,在美国被迫参加了数次听证会,被问道“你效忠谁?”钱学森答道:“我效忠中国人民。”回到祖国后,毛泽东同志问钱学森是什么支撑着他历尽辛苦也要回国,他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作答。从董安于到诸葛亮,再到钱学森,忠诚的内涵早已不再局限于对个人“小忠”,而上升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大忠”。

  接下来,再谈谈这个“信”字。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诺千金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不仅是为人处世的优良品德,更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政德。《刘子·履信》中有段话:“人非行无以成,行非信之无以立。故信之行于人,譬济之须舟也;信之于行,犹舟之待楫也。将涉大川,非舟何以济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提出过一个理论: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如果说一般人失信于他人,受损害的只是个人形象,那么,为政者一旦不信守承诺,对国家和政权的危害可就严重多了。

  “忠”“信”二字,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践行起来却并不简单,离不开一个“敢”字,也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毋庸讳言,当下有些领导干部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有的认为独善其身就行,对下属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熟视无睹,不想主动去抓去管;有的是担当不足,害怕得罪人、丢选票;有的自身不干净,腰杆子不硬,没脸去监督别人……一个“敢”字见真功,不仅要有动真碰硬的决心和勇气,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能力,对为政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忠、信、敢”这三个字,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已成为很多仁人志士立身之要诀。过去是不少有志者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好坏的重要标尺。对当下的党员干部来讲,仍然需要常常拿起“忠、信、敢”这把标尺,量量自己为人品格和为政担当。(左连璧)

(责编:马建辉、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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